连日来，多起精神病患者犯下的刑事案件曝光在公众视野中，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四川成都27岁女子在家门口被人持刀伤害致死案，法院于5月27日公告延期开庭审理。据公开报道，经鉴定，该案犯罪嫌疑人梁某某患有精神分裂症，对其违法行为评定为部分刑事责任能力。起诉书显示，检方认为，虽然嫌疑人梁某某被认定为精神异常，但其“无故滋扰他人并持刀故意剥夺他人生命，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据河北省廊坊市公安局广阳分局5月23日通报，2月26日，广阳区发生一起持刀伤人刑事案件，致周某（女，24岁）死亡。此案中，犯罪嫌疑人谢某某（男，33岁）到案后行为异常、言语混乱。经鉴定，犯罪嫌疑人谢某某患精神分裂症，案发时无刑事责任能力。目前，警方已将犯罪嫌疑人谢某某依法送至精神病医院监管治疗。近日，被害人家属向公安机关提出对谢某某重新鉴定的申请，公安机关已依照有关规定启动重新鉴定程序。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5月20日晚，广东深圳宝安区坪洲地铁口，一名摩的男司机殴打一名女子，引发关注。5月22日，深圳市公安局宝安分局发布警情通报，该男子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通报显示，肇事男子曾确诊精神分裂症。
在一些犯罪嫌疑人系精神病患者的恶性案件中，因精神鉴定等程序导致案件推进时间往往较长，以及最后可能会出现“精神病患者不负刑责或从轻处罚”的结果，让不少民众大呼“无法接受”，直言“精神疾病不应成为免死金牌”。
针对精神病患者刑责相关规定、其监护人责任、对精神病患者的后续监管等公众普遍关心的一系列问题，《法治日报》记者近日采访了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谢澍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剑波。
谢澍说，对于精神病患者刑事责任认定，我国刑法规定，精神病患者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间歇性的精神病患者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患者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王剑波介绍，在精神病患者的监护人责任方面，对于间歇性的精神病患者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或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患者犯罪，这两种情况下，患者应负刑事责任，而监护人则可能要承担因患者的犯罪行为导致的民事赔偿责任，此外，监护人还负有对精神病患者严加看管和医疗以及防止其再次危害社会的责任。总之，精神病患者的监护人虽然不需承担刑事责任，但需对患者造成的损害承担民事赔偿责任，除非监护人能证明已尽到监护职责，才可能减轻其责任。
记者梳理相关规定发现，直接下定论“精神病患者不负刑责”显然是片面的，但网上的一些言论表明，人们已经有了这种“刻板印象”。一些恶性案件中，公众对精神病患者免刑责或轻刑责的结果有异议，认为与社会朴素正义观存在冲突。
在谢澍看来，事实上，法律严格规定了鉴定程序，而一些人往往仅关注结果，忽视“行为时能力评估”这一核心标准，因而认为“有病即免责”违背实质正义。“此冲突反映了法律专业化与朴素正义观之间的张力。法律注重客观医学标准和程序正义，而公众更关注结果平等与情感诉求。这种现象的解决需加强司法透明度，如公开鉴定理由；同时通过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向公众解释‘免责不等于放任’，强调强制医疗的防护功能。”
王剑波认为，一方面，在一些重大恶性案件中，精神病患者犯罪的情节和危害后果往往较为恶劣，社会公众出于对被害人的同情心理，从情感上难以接受对精神病患者免刑责或轻刑责的认定结果，往往忽视了案件中精神病患者的刑事责任能力的具体情况。另一方面，少数自媒体为了获取流量关注，选择在新闻事件报道中断章取义，忽视报道案情的具体细节，并且不详细解释具体法律原理。导致社会公众将关注点聚焦于“精神病患者不负刑责”的片面信息。
“公众对精神病患者实施危害行为却免刑责或轻刑责结果不满，反映出公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强烈追求，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精神病患者的刑事责任需要依据法律综合多方面因素进行具体认定，精神病患者由于疾病影响，其辨认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与常人相比具有严重缺陷，因此应当根据其病情进行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刑法从法律人道主义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出发，对其刑事责任进行不同的规定并非对犯罪分子的放纵，而是出于平衡维护社会秩序和保护特殊群体的综合因素考量。因此，应当加强相关法律的宣传，提升公众对精神疾病和相关法律规定的理解，以减少对相关案件的误解。”王剑波说。
记者注意到，在精神病患者刑责问题上，网上还存在这样的观点——“如果知道其是精神病患者，为何不进行相应管控”“精神病患者作案后，就算不判刑，也应该对其进行密集看护、监管，防止恶性事件再次发生”……
谢澍说，对被认定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患者，我国采取“强制医疗程序”，由法院决定后在专门机构治疗，直至人身危险性消除。此外，精神卫生法规定对危害社会的严重患者可实施非自愿住院。
他进一步分析道，目前一些地方对精神病患者的管控措施确实存在一定局限性：一是执行较为松散：出院评估标准模糊，部分患者未彻底治愈即回归社会；二是对患者家庭监管的过度依赖，当家庭监护缺位时，社区监管体系薄弱、康复服务短缺，易导致再犯。
受访专家认为，从长远看，我国应通过构建更科学、完善的法律体系来破解难题、回应公众期待。
谢澍说：“德国‘保安处分’制度通过对行为人再犯罪的危险程度进行评估，确定是否要将其收容入精神病医院，与我国强制医疗程序在处理方式上类似。这一过程的难点在于对精神病患者的综合评估，既要保证对有再次实施危害行为风险的精神病患者进行管控，又要避免侵害精神病患者的合法权益。针对这一难点，‘保安处分’的实施遵循两个原则，可以为我国评估精神病患者是否需要管控提供一定的参考：必要性原则要求只有适用‘保安处分’才能消除行为人的危险；相当性原则要求‘保安处分’措施与行为人业已实施的行为与预期实施的行为的严重性，以及其今后的人身危险程度相适应。”
他建议，一方面我国仍需完善相关法律规定，比如明确强制医疗程序的解除标准；另一方面，需要加强对精神病人的社会治理，比如建立精神病患者风险评估数据库，对高风险群体进行动态监控。通过完善法律细则、强化执行监督、推动社会共治，平衡人权保障与公共安全，弥合法律理性与公众情感的鸿沟。
王剑波说：“一方面，在立法层面还应细化精神病患者刑事责任认定标准和程序，比如明确不同精神疾病类型和程度下的责任界定。另一方面，应通过立法加大精神卫生领域投入，增加强制医疗场所和专业人员，提高对实施危害行为的精神病患者的治疗和监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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